在察右中旗铁沙盖镇西北边陲，平坦的原野上，稀稀疏疏点缀着大大小小的村落。这里有一个当年闻名遐迩的“状元村”——东滩行政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沉静的东滩村如“风乍起”，一个个农家子弟鱼跃龙门，金榜题名；一批批庄禾人的后代从“鸡窝窝”里振翅飞出，成为翱翔蓝天的“金凤凰”。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仅有多户的东滩行政村，从恢复高考到年前，考入大中专院校的就有多人，有的农户一家四、五个孩子全部考上了大学。那个年头，庄禾人的子弟只要考上大学、中专，就等于脱掉毡帽，毕业后成为“吃皇粮”的国家干部。一时间，欣喜、荣耀和自豪飞落东滩村的家家户户；近邻远村的人们也都把羡慕和赞许的目光投向了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

东滩村远景

状元村的历史源头

当年的“状元村”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或者说，这里的人们在培养教育后代上又有什么过人的“招数”呢？带着这些好奇和疑惑，我们走进了东滩村。

时值深秋，原野空旷，随着人们一批批地流入城市，如今留守在村里的大多是上年纪的老人。曾经声誉鹊起的东滩村又显得有几分寂静。人们总是用“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来形容山水形胜对人才的哺育和培养，但在东滩村，极目四望，一马平川，更没有绿水青山的优美“风水”环境。在探寻答案的采访中，几位老人的讲述追忆到了上世纪40年代。当时，山西、清水河一带的日寇与土匪烧杀抢掠，危害百姓，人们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为了躲避祸乱，一批拓荒者背井离乡，迁徙到了这片人烟稀少的土地上。这里虽是荒草地，但水资源丰富，土地平坦，适宜开垦。于是他们在此拓荒建村，安身立命。从此，就有了“东滩村”。

杀虎口附近破败的关隘，是当年人们进入内蒙古中西部的必经之处

这批拓荒者中有些人能识文断字，在当时是很稀少的人才。村里人对这些人都非常敬重。其中，张二旦不仅德高望重，更是饱学《诗经》。因此，被推举为村长。在东滩村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启了教育与生计并举的谋生模式。在那个环境落后、信息闭塞、缺吃少穿的年代，教育后代一直是他们生活中的大计。他们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受苦受难一辈子，吃了没文化的亏。要让后代兴旺起来，不再受人欺负，就必须让他们学文化、长见识、明事理，用祖上圣贤的精神撑起门面来。

“抗日老兵”李协润曾是冯玉祥麾下的一名“二排头”（副排长），在巴彦淖尔五原县战斗负伤后辗转各地，最终在东滩村落脚，在当地有较高的声望。他与张二旦以及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在村里办起了学堂，并推举学董，聘请先生。没有现成的校舍，学董康来银便腾出了自家一间土窑供做学堂，这是方圆数十里的第一个学堂。大人们将自己的孩子陆续地送到这里，让他们读书、写字、学文化。学堂的兴办是东滩人的一个创举，从此，这里有了教书育人的地方。

王锡玖先生

东滩村不仅办学早，教学理念也非常先进。王锡玖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学识高，见识广，担任过学堂先生。他的课堂教学活跃，鼓励学生发散思维、积极发言；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培养他们学以致用的能力。在劳动节、儿童节、国庆节等法定节日他都会组织学生们开展庆祝活动……与“之乎者也”的老先生们相比，王锡玖的教育方式不可谓不超前。也正是有了王锡玖、刘政、胡文职、高如泰、刘济东等一批良师们的启蒙，才为这些学生开启了成才之路。

低低矮矮的土坯房

随后的几年时间，越来越多的移民定居在这里，人气渐渐旺了起来，学堂的学生也逐渐多了起来，其中还有蒙古族牧民把孩子送到这里读书。那时人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但村里不管老人还是小孩，都以识文断字为骄傲，向那些文化人看齐。因此，就有了“庄禾人不说话，文化人做甚咱做甚”的风气。只要是能让子女读上书，吞糠咽菜饿肚皮都不算什么。因为他们都明白，要改变命运，摘掉毡帽，读书是最好的出路。

公立小学的艰苦初创

建国后，学堂的时代过去了。60年代初，东滩村成立了中心小学。那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严重的饥饿威胁着人们。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更规范的教育，大家在饿着肚皮的情况下仍然大力支持学校的开办。这时，村里正在为学校物色有教学管理经验的人才，于是武仲凯被聘回了东滩中心小学当校长。

武仲凯夫妇，现已年过八旬

面对学校设施简陋、教资匮乏的状况，身为校长的武仲凯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教室问题。当时虽然有位大户为学校腾出了一间大土窑做教室，但这口土窑以前是圈牲口用的，没门没窗，冷风在土窑里乱窜，桌椅板凳更是无从谈起。于是武仲凯带领老师们用麻纸糊上了窗户，又割来枳机草（又称芨芨草）编成了门。木板刷上墨汁就是黑板，泥台子抹平就成了讲台和桌椅。经过这一番忙活，土窑才有了教室的样子。武仲凯老师还在教室后面开垦了一小片土地，用于栽树种地。这样不仅能组织学生下地劳动勤工俭学，还能让学生们明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理。

老院

接下来，又开始着手解决师资问题。当时村里可以教书的文化人大多家庭成分高，在那个年代让这些人当老师是有争议的。可学校不能没有老师，更不能找不合格的老师去误人子弟。于是武仲凯力排众议，冒着风险聘用了一些成分高的文化人，还为他们解决了劳动工分问题。这些人本来对自己的前途不敢抱有太多希望，但被聘为教师后，他们对生活重新燃起了激情，工作认真负责，教学口碑良好。

底部打满补丁的书包

东滩中心小学逐渐步入正轨，越来越多的孩子被送到这里学习，在武仲凯等人的辛勤管理下，东滩中心小学成为了东滩村最具活力的地方。武仲凯在担任校长的10年间，教师们孜孜不倦，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学生们刻苦专研，拼搏进取。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这个山村小学的良好教风和学风汇奏成了一曲特色鲜明的交响乐，也收获了累累的教学硕果。学生们的考试成绩多次获得全旗第一名。赢得了全旗教育界乃至社会的广泛好评。

陋室里的学习精神

在夏天，孩子们的上课环境还算过得去，但到了冬天，那扇枳机草编成的门就挡不住风了。盘旋在屋外的寒风不断地怒吼着。不一会儿，就有一小股寒风钻入教室，冻僵了的孩子们的脸蛋、小手、脚丫，寒冷让一节课显得非常漫长。但常常是老师们生动的讲解让孩子们听得入了神，一节课又是那么的宝贵而短暂，寒冷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等到下了课，孩子们搓搓手、跺跺脚、教室外跑上一圈，浑身热乎起来，又投入下一个课堂。

老三篇

建校初期，教材匮乏。老师们全靠武仲凯手里的一本函授课本来制定教程，学生们除了学习语文、算术和音体美，还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谁家有报纸和书籍，都可以拿来分享。在这种浓厚的学习气氛下，孩子们对新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不论在家里还是串门，看到一行字就要念一念，找到一张纸就要写一写。

为了丰富教学形式，提升孩子们的学习乐趣，老师们把《毛主席语录》编成了歌曲。孩子们在教室里唱、家里唱、田间地头唱，甚至还分小组挨家挨户上门唱，把毛泽东思想唱入了人心。全村人都非常欢迎这些“小喇叭”，他们不仅能给单调闭塞的农村生活增添几分色彩，还能带动自家的小孩学文化练才艺。天刚蒙蒙亮，大人起床发现孩子已经不在被窝里了，出门一看，他们蹲在村边的地垄上大声朗诵文章。就这样，这些孩子不论上学还是未到上学年纪，都把书本当作精神食粮，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营养。

当年人手一本的《毛泽东语录》

学校条件虽差，但什么活动都落不下，老师们经常组织学生搞文艺活动。每逢节日，就地取材，用筷子、木棍、铁桶等当做鼓乐道具，精心编排文艺节目，在学校门前的空地上演出，大人们也来凑热闹，即使孩子们用简陋的道具表演出来的节目，也常常赢得满堂喝彩。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悦耳的晨读成了人们最想听到的声音，学校成了全村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孩子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度过了无比充实、快乐的童年。同时，崇尚文明，重视教育，追求文化品味，也成了这里的家风、村风。

困苦生活里的不懈奋斗

年，学生王文亮与苗发旺以优异的成绩分别考上了内蒙师院和通辽师院，轰动了全村，这是东滩村最早的两位大学生。看到他们化茧成蝶，鲤跃龙门。村里的孩子们不用大人多说，都自觉地把王文亮与苗发旺当作榜样，学习更加上劲了。

东滩村最早的一批中学生

70年代，东滩村和大多数西北农村一样，粮食产量低，人均口粮少，终年辛苦劳作却仍要饿肚子。人们见面寒暄都是关于分了多少口粮的事，家家户户每天的主食都是莜面糊糊拌炒面，馒头和面条在有客人时才吃。可谓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即使这样，大人们也要拿出微薄的积蓄供孩子上学。

陈贞一家当时是东滩村最困难的。他们从山西来到这里，举目无亲，与当地的刘润花成家后生下三个子女。由于刘润花家庭“成分高”，村里人与他们鲜有来往，有了困难连个帮忙的人都难找，两口子肩上的负担非常重。在这种条件下，夫妻俩坚持供三个孩子都上学。他们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地过日子。除了种地，陈贞在外边干着托土坯的活儿，来挣些微薄的收入。家里还饲养着少量的猪、羊、兔、鸡。羊毛、鸡毛、山药粉，只要是可卖的农牧产品，都换成钱，甚至连葫芦籽晒干也要卖钱。他们从来都不敢自己享用这些东西，因为这是唯一的经济来源，这些钱都要用来供孩子们上学。

刘润花老人正在晾山药粉

大儿子陈耀文8岁起念书，最懂事好学。他知道父母太过操劳，于是每天放学回家前都要拔一大捆兔草，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埋头苦学。天黑后，家里亮起煤油灯，一家人的说话声都低了下来。昏暗的灯光晃来晃去，却丝毫不影响陈耀文的学习兴致……

苦学的日子一直坚持到高一，由于长时间的挑灯夜读，煤油挥发的有害气体使他患上了胸膜炎，足足吃了3年的药才痊愈。

陈家兄妹和子女（陈耀文，右图左一）

陈耀文在察右中旗一中上高二的那年，学校要求：除了交学费，每学期还要交斤小麦粉。而就在这一年秋天即将开学的时候，自家地里丰收在望的麦子被一场暴雨打得七零八落，水里和泥里满是散落的麦穗和麦粒，这下急坏了一家人。陈贞马上想办法筹够了斤玉米面送到学校，但玉米是返销粮，学校不接受。如果不能按期交上小麦粉，陈耀文的学业就会终止。于是接下来的每一天，陈贞与刘润花趴在田地里拿着笤帚扫麦粒，一天下来麦子没扫出几斤，反而累得两眼犯花，浑身酸痛。按正常情况十天就能收完的麦子现在用了整整四十天，在最后的期限，终于将斤小麦粉送去。

陈贞夫妇

天道酬勤。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陈耀文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辽宁阜新矿业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煤炭部邯郸煤矿，能成为国企干部这是他们一家从来都不敢想的事。如今，陈耀文已是单位的总工程师，条件优越，他把弟弟也引荐到这里工作。他和弟弟妹妹不断地给家里寄钱，如今父母的土坯房换成了砖瓦房，过着吃穿不愁的日子，晾山药粉和晒南瓜籽成了老两口闲时解闷儿才做的营生。

陈贞家的新砖瓦房

穷苦人家的教子良方

村里人虽然穷，但穷人的孩子懂事早。小小年纪便能体会到父母的辛苦。孩子们学习刻苦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父母一个劲催着才能放下书休息一会儿。他们还抢着干农活和家务活，大人们也为此省了不少心。但有的孩子看着父母辛劳付出，不想让自己的上学成为全家的负担，于是想辍学回家务农。每当这个时候，大人们总会说：“男娃不读书，一辈子在地里死受；女娃不读书，一辈子绕着锅台转。只有读书成才，才能摘穷帽、拔穷根、挪穷窝，过上好日子”。

多少孩子在这样的陋室里寒窗苦读

在这方面，村民郭秀英与梁义夫妇教育子女的方法堪称典型。在东滩村梁姓是大姓，梁义的同辈兄弟就有四个，郭秀英与梁义膝下有两儿两女，虽说有困难时可以找亲戚帮衬一下，但四个孩子都要念书，日子过得非常紧。梁义常年下地干活，教育子女的任务就由郭秀英来承担。郭秀英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学生时期成绩优异，但在文革期间，被迫终止了学业。她回乡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把自己未完成的求学梦寄托到了孩子们身上，她的信念非常坚定，必须让孩子们成才。她不仅忙中偷闲，常常给孩子们辅导功课，还用古人勤奋读书的故事激励子女们努力上进。

郭秀英与梁义夫妇

大儿子梁建功第一年高考名落孙山，心灰意冷的他扔掉书包执意要放弃念书。跟母亲说自己身强力壮，一定能当一个好庄禾人。郭秀英并没有表态，而是在第二天一早带着他下地割麦子。母亲在前面挥舞镰刀，一镰刀下去就是三垄，儿子在后面扎捆，一天下来儿子精疲力竭。他问母亲：“妈，你身上疼不，我现在浑身疼！”母亲语气平和地说：“我不疼，你干的活比我轻还一个劲喊累，你要是不上学就得在地里累一辈子。”梁建功想了一晚上，第二天又背起了书包走进课堂；小女儿梁贵芳性子急，小学的时候缺少耐性，经常嚷嚷着要退学。有一天她干脆不去学校了，和母亲说自己喜欢做营生，不想念书。郭秀英没有训斥她，而是开始给她安排营生，要她生火、烧炕、洗锅、喂猪……她干活越起劲，母亲就让她做得越多。起初郭秀英还做一些活，后来干脆吃了饭就去休息，一下子都不帮她，女儿每天忙的焦头烂额。半个月后，看到女儿的心性被磨得差不多了，于是她说：“你绕着锅台转是一辈子，上学成才有了工作也是一辈子，你自己看吧。”于是她乖乖的又回到了学校。

近朱者赤。不久，郭秀英与梁义的大侄儿梁建霖考入内蒙古大学，之后又拿到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学位，成为整个梁家甚至整个村的骄傲。郭秀英常常用他们堂哥的故事激励自己的孩子。

梁建霖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深造，当时王沪宁是系主任，他多次聆听了王沪宁的精彩讲座，并至今都保存着王沪宁亲笔为他签名的书籍

梁建霖在包钢集团公司党校任副教授

家长教子有方，孩子们也很争气。几年后，四个孩子都陆续上了大学，一窝飞出四只凤凰，轰动了邻村上下。后来大儿子在深圳创业，事业有成。其他三个孩子都成了人民教师。而梁家弟兄的19个子女，有10人考上了大学。

郭秀英梁义一家子孙满堂

凤凰群起的山村盛况

东滩村在60年代出了王文亮、苗发旺等十几名大学生后，这里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状元村，然而，人们还是低估了东滩人蕴含在骨子里的那股劲儿。在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这里的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实现了从寒窗苦读到鲤跃龙门的梦想，全村多户人家，一多半的家庭都走出了大学生，甚至有的人家培养出多个大学生。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这些孩子考得一个比一个好，飞得一个比一个高。平常村里出现一个大学生，人们都会说鸡窝窝里飞出了金凤凰，但这里却像凤栖之地般，飞出了一群金凤凰！东滩村一时间名声大噪，一个小村庄闻名整个乌兰察布。

曾经的砖瓦房

据不完全统计，历年从东滩村走出的大学生有：王文亮、王志明、王玉山、王宝山、王连英、王金荣、王丽、常金凤、常金润、崔如晓、崔如英、崔常青、陈耀文、付厉纲、付耀、付军、胡万悦、胡万斌、胡万英、胡万龙、胡安民、胡安英、胡俊高、刘永福、刘永厚、刘永兵、刘翠平、刘建国、梁建霖、梁建龙、梁建功、梁建勋、梁贵梅、梁贵芳、苗发旺、武仲凯、张秉和、张建英、张星明、张星亮、张玉军、张玉平、张改凤、张贵、赵冬梅、赵咏梅、赵全、赵利、郑荣宪、郑毅宪……这些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们毕业后走向了各行各业。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公务员，也有企业家、工程师、科研工作者。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站稳脚跟并成家立业，有一部分人回到了家乡察右中旗工作，但更多的人成了身在他乡的游子。这些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在具备足够能力后不忘拉兄弟姐妹一把，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更没有忘记为了他们的锦绣前程而辛苦了一辈子的老父母，为了尽孝心，他们把父母接到了自己工作奋斗的地方，让他们享受更好的晚年生活。如今这里一个个家庭陆续搬走，只剩下户，但这里并未因此变得冷清。走出去的游子们时常会回家看看，与乡里乡亲拉拉家常话，叙叙故乡情，为家乡兴修水利设施、修缮校舍、捐资捐物，努力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王连英在内蒙古日报经常发表关于察右中旗与东滩村的文章，为家乡提高知名度；胡万斌在担任察右中旗财政局长时筹集资金，修缮东滩中心小学的校舍；胡万英在年回到家乡，个人出资宴请明水泉全村乡亲共度中秋……他们懂得，月是故乡圆，人是家乡亲。

胡万英在年回到家乡，个人出资宴请明水泉全村乡亲共度中秋

子孙享不尽的精神财富

东滩人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奋斗，不少东滩人走出了贫瘠的家乡，摘掉了毡帽，改变了命运。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走出去的同时，却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文亮夫妇年元旦在美国圣何塞街心公园合影

王文亮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虽然现在年近八旬，但仍然是全村老幼敬佩的人。他毕业后，继续留校并担任内蒙师院革命委员会宣传部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村里成分高的教师们更是被孤立了起来，老师不敢教，学生不敢学，学校面临停办和学生学业中断的后果。王文亮知道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回到东滩村，与村干部和老师们做思想工作，安抚他们的不安的情绪，并向上级政府反映问题，王文亮坚定地表示东滩村的学校不能停课，学生的学业不能终止。他的态度对东滩村教育事业有了积极地影响。不久，东滩村又重振教育，恢复教学，在这个时期实现了稳定过渡。

后来，王文亮来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被提拔为处级干部。当时他还担任着内蒙古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主持出版了《科学家论方法》、《科学方法论》等优质书籍，钱学森、钱三强、茅以升等著名科学家均为这些书籍题字或供稿。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他积累了宝贵的出版经验。90年代全国图书市场发展得热火朝天，王文亮也投身于这股浪潮中，成功地在北京建立书店、成立出版公司，并担任北京发行协会常务理事……他成为了站在出版行业顶端的那群人中的一位。他的成功也带动了很多亲戚朋友，如今他们在北京呼和浩特等地建立了书店，开拓了图书市场。

王文亮主持出版的《科学家论方法》，茅以升封面提字

王文亮担任《天则》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时，与昆虫分类学家、全国劳动模范、《天则》出版社董事长、社长周尧老先生的合影。《天则》出版社是全国第一家也是至今唯一一家民营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王震为该《天则》出版社提字

王文亮爱好文学、敢于拼搏、具有远见和创业精神，这深深地影响了下一代。王文亮的大女儿王彤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和她的丈夫到美国继续深造，达到博士学历后定居美国。目前在美国圣何塞（硅谷），从事IT行业的开发与研究工作。小女儿王立受父亲的耳濡目染，也喜欢上了文学和书籍。她在北京传媒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继而获得马来西亚大学博士学位，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在这里成为了一名作家。温哥华是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多民族的大熔炉，多元文化的交流地，王立为了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在当地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截止目前该出版社翻译和著作出版书籍十余部。她与爱人李永田分别开通了自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