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

胡耀邦已经离开我们32年。有所作为的历史人物，在史书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并不难，最难的是能在普通人心中也长久地占据着一个位置，这一点胡耀邦做到了。

今天推送《胡耀邦：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

年1月，张扬前往湖南省委“九所”看望病中的胡耀邦。“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胡耀邦说。

张扬如今71岁了(指年编者注），可他34岁那年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当时我知道他们（四人帮）是非杀我不可，‘流毒全国’嘛。”他说。

3年的牢狱生活和遭受冤屈的苦闷，当年让张扬得了重度肺结核和结核性胸膜炎。曾经“体育挺好”的年轻人，经常喘不过气，体重不到40公斤，还背着“用小说从事反党活动”的罪名。

年被捕时，知青张扬正在湖南浏阳插队。他创作的长篇爱情小说《归来》（后改名《第二次握手》）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管意识形态的姚文元定性为：“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的坏。”

但张扬不这么认为。“这就是一本爱情小说，歌颂了知识分子和周恩来总理。”直接被“内定”死刑的小伙子跟狱警对骂，和审问他的人据理力争，但从没敢有过“一定能活着出来”的想法。

当“典狱长”卢老头在年1月18日领来的3个人告诉他“你平反了”时，张扬愣了，先是哭，然后不敢相信，觉得“肯定又是个阴谋”。

直到出来以后，他才知道，是胡耀邦的亲自介入，救了他一命。

活着

年，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得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在调查张扬案，便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德华打电话，要求就此案写个“内参”，待他批示后两社可以通知湖南方面结案放人。年1月9日，《中国青年报》在《青运情况》上发了内参《〈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得到批示：中央同意这样认定，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

1月16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又给胡耀邦写了报告。认真阅读后，胡耀邦在“省公安局预审处副处长主审张案的黄志明同志仍坚持原来的看法，并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这句话下画了一条黑杠，批注：“这个同志的态度不对！”

6天后，不知张扬已经出狱的胡耀邦特意写信叮嘱胡德华：“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他在全国盯那么多案子，但我这个案子他竟然也能盯着，最后及时救了我，也救了《第二次握手》。”张扬说，自己一直称胡耀邦为“恩人”。

即便如此，由于《第二次握手》的社会影响太大，几个月后案子又出现反复。

当年3月，《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要有胆有识地保护好作品—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调查记》。很快，就有人以“张扬专案组”的名义写了一封字的长信，坚持说张扬是“现行反革命”，质问《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干什么”？信被寄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仔细询问张扬的情况和《第二次握手》的内容后，认为这确实是本“好书”，让中国青年出版社写一份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报告。他同时指示双方在中南海一间会议室进行论战。双方从午后一直辩论到深夜，吃了宵夜，准备继续时，“原告”悄悄撤了—《第二次握手》及张扬再度“平反”。

刚出狱的张扬来到北京，还没来得及商量正式出版《第二次握手》，就因为健康医院（医院）。医生告诉他，再晚来一两个月，就“必死无疑”。

考虑到张扬是农村知青，出狱以后没有生活来源，胡耀邦特意批示把张扬的户口迁回长沙，让湖南省作家协会安排工作。张扬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职业作家，后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名誉主席。

年7月，《第二次握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首印就是30万册。

“那时候到夏天了，医院种了很多海棠树，花都开了，我就拿着书的清样坐在树底下。”张扬后来回忆。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不敢想象自己能活着看到这一天。年12月，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遵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和平反冤假错案“还要抓紧解决”的任务，率领组织部门开展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彭德怀和陶铸平反。被关押的张扬在《湖南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时，看着看着就哭了。

年8月22日，北京市新华书店和北京市少年宫组织作家见面会，买到小说《第二次握手》的青少年，请作者张扬在书上签名。

活好

自己为什么会被四人帮“盯上”，张扬心里一直都明白—“在这篇小说里面，知识分子的地位是最高的，这之前没有这么突出地、歌颂性地描绘一大批科学技术专家，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小说里出现的人物几乎全部是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3位主人公中，苏冠兰是化学家、药物学家，丁洁琼是物理学家，叶玉菡是病毒学家。苏冠兰的父亲是大天文学家。

这样的人在年“反右”开始后，就已经是“臭老九”，一直被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作为“团结、教育、改造”对象和阶级敌人，处境艰难。

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原主任罗伟还记得，即便到“文革”末期的年，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生活条件还非常艰苦。很多年轻科学家挤在集体宿舍。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和新婚夫妇因为房子不够住，不得不轮流居住过周末。谁的爱人来了，同宿舍的其他人就搬出去，挤在楼道里过夜。

大教授也好不到哪儿去。一位科学家的两个女儿都已经上高中了，四口人还挤在一间小房。他们把双层床底下加出一个大木板，睡觉时拉出来，起床后推进去。大家管这个叫“抽屉床”。

比他们更苦的，是两地分居的夫妻。有的科研人员到中科院十多年了，还是两地分居，甚至妻子、丈夫、孩子三地分居。有人一个月回一次家，还有人每年只有5天的探亲假，孩子都不认识爸爸。

更严重的是思想的禁锢。中科院里已经没人敢大张旗鼓搞科研，更不敢提成就，否则就会被扣上“名利思想”的帽子。很多科学家被“打倒”批判，处境好一点的组成服务队，上街干杂活。

罗伟担任执行主编之一的《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一书里记述，陈景润在“文革”中被打成“白专”典型，不得不经常向组织汇报思想，写反修防修汇报材料，表明自己不是“白专”。私下里，他把窗子全用白纸糊起来，怕被别人发现自己还在搞研究。一次，一位院领导好心前去探望，本来正在做数学研究的陈景润慌忙拿起一张报纸，谎称自己在学习政治。

这种生活和思想上的双重窘迫，一度因为胡耀邦的到来出现转机。

年7月18日，作为邓小平复出之后实施“治理整顿”的重要一步，已经受迫害10年的胡耀邦被重新起用，调任中科院主持日常工作。

在中关村88号楼单身宿舍，看到陈景润独住在一间6平方米小房里，楼道两旁摆满炉子，拥挤狭小，胡耀邦急得在筒子楼楼道里来回踱步。“这样的居住条件怎么能行？要想办法解决一下。”他向负责同志提出，要好好改善一下陈景润的居住条件。

按照当时的规定，单身汉陈景润职称低，又没有行政职务，要改善居住条件，最多只能住一间原本四人住的集体宿舍。

“可是这要缴四人的住宿费，不知道陈景润是否同意。”陈景润当时的工资是62元，所领导担心他舍不得多花这笔钱。

“每月住宿费多少钱？”胡耀邦问。

“两块。”对方回答。

胡耀邦听完已经忍不住火气，告诉负责人：“你不收陈景润的房租不就得了。每个月两块钱，一年24块钱，10年也仅仅是块钱，帮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陈景润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我看这钱花得值！”

胡耀邦把当时反映最多的“房子、票子、妻子、孩子和炉子”问题，概括为“五子”问题，风趣地说，要让中科院“五子”登科，彻底解决难题。

随即中科院组织行政管理局提供统计数字，人事局写申请报告上报中央，中央批准了多个北京户口，1多位两地分居的科技人员中，有多对得以团圆。为了让大家用上煤气罐，胡耀邦专门给北京市时任市长吴德写信，经过多方协调，中科院所在地中关村地区有户用上了煤气做饭。

没有资金和用地盖新房，领导小组决定先购建一批活动房，再申请经费盖砖瓦房。这批活动房解了各所的燃眉之急，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马志明就是在活动房里完成了博士论文。

正名

除了生活问题，胡耀邦同样把为科学和知识分子“正名”放在重要位置。当时很多科研人员怕被扣上“白专”的帽子不敢搞科研。胡耀邦抓住陈景润这个典型，多次强调自己的态度：“他科学上有成就，政治上不搞资产阶级派性，不争官、不争名、不争利。现在外国人把他的东西叫做‘陈氏定理’。不知道批判他走‘白专’道路的同志考虑过没有，什么叫‘白专’？”他把自己的意见写进了《汇报提纲》，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纠正了许多人长期以来对科研业务工作“左”的错误。

胡耀邦还明确指示把所长、主任这些被取消了的职衔都恢复起来。“有人说这是‘复旧’，复旧就复旧，不要在乎！要从工作利益出发，不要拿罪名吓人。最重要的是把科研搞上去。”还说，“党委书记应该掌握全面，业务问题不懂，可以老实说，‘所长同志，我听你的。’”

罗伟那时刚从干校回来，暂时被安排在科技办工作。胡耀邦到中科院后，他负责帮助草拟《汇报提纲》等文字文件。每周，罗伟和另一位起草者吴明喻及中科院时任副秘书长郁文，都会到胡耀邦的办公室开两到三次会。

胡耀邦女儿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回忆，邓小平特别赞同《汇报提纲》中谈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里的一个命题：“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同时也同意“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年9月，他会晤捷克总统时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就由此而来。

“他总是把语言讲得特别生动，一说到兴奋的地方，就开始手舞足蹈。一点架子也没有。”罗伟觉得，胡耀邦性格里有很“天真”的一面。有些言论甚至让罗伟惊讶，“他总有一些新的想法，而且敢讲出来，敢承担责任。实际上他这样讲话，别人会抓他的小辫子。”

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讲话时，胡耀邦就曾借题发挥：“我们现在脱离了单纯的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就有了骨头，可以爬行，可以站起来。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又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了，历史的面貌是怎么也埋没不了、混淆不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

有科研人员向他反映，自己的科研单位只能研究土豆白菜了。胡耀邦说：“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不是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研，搞自然科学研究的。”

这些极富个性而又大胆的语言，引发了科研人员的共鸣。胡耀邦在中科院的4个月里，作了几十次讲话，几乎每次都不用讲稿，这跟当时盛行照本宣科、讲话必背语录的风气大不相同。罗伟形容，“就像一阵清风”。

正义

虽然罗伟深受鼓舞，但每次听到这些，心里还是一跳一跳的，觉得这人说话“胆子太大了”。“其他老同志是绝不会这样讲的，多少会委婉一些，说话绝没有破绽。”另一件让罗伟觉得“大胆”的事是，胡耀邦到中科院时只带了一名秘书，其他工作由副院长李昌等负责，“这个也是要吃亏的，因为别人都是组成一伙。”

年11月，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仅仅上任4个月后，胡耀邦就在“批邓右倾翻案风”中被迫下台。

“父亲被罗织了两大主要罪状：一是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只抓科研；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