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穷山恶水的山沟沟里，艰苦的劳动环境，刻板的生活也难以淹没少年蓬勃的心性。

天快冷的时候，部队给我们发了一件棉衣。那是一件工装，就像影视剧里石油工人那样的，用线轧成一道一道的，可以固定棉花，更重要的是，比较结实耐造，即使被什么东西挂一下，扯个三角口，也不会扩大，就被一条一条的线隔住了。那颜色也是当时的大众色彩，不论男女就只有蓝黑两色。在冬日倦懒的阳光下，一条小溪无声无息地流过，工地上一片片的蓝，一片片的黑，缀在黄色的沙滩上。

有些人觉得棉衣不足抵御沙沟里的寒风，于是就像农村的老人一样，在腰间再绑上一道，阻隔冷风从衣襟下的侵入。不同的是，农民腰间缠的是布带，而我们缠的却是导火索。在这里绳索不好找，导火索却随处可见。腰间导火索一缠，两手拢在袖筒里，略微佝偻前倾着身躯，嘴上叼着一根香烟，活脱脱一副苍老成熟的背影。稚气未脱的脸庞上，故意做作出的几分老成，嘴里还振振有词地说着：“十单不如一棉，十棉不如一缠”。以自贬的形象来显示另类的姿态，却恰好暴露出了可笑的幼稚。

那时候绿军装是全社会最为时尚的潮流。我们这些“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却没有那令人羡慕不已的军装，和征召的民工一样，也没有发过统一的工作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工作服就是一身雨衣雨裤和长及膝盖的雨鞋，和棉袄一件，就是我们两年多的部队生活发的全部服装。

在隧道里施工的时候，由于会遇到“水帘洞”，会有渗漏，打风枪（风钻）的时候水顺着风枪流淌迸射，雨衣雨裤安全帽防尘口罩就是我们的标准装备。在沙沟大桥的工地上，进行混凝土浇灌时，要进行人工捣固，除了不用防尘口罩以外，其它还是标准装备。不过这时候，其他进行混凝土备料的人员，除了要戴安全帽以外，其工装装束就“咎由自取”了。那时我们的衣裳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片片的汗渍，一层层凝固的水泥，不同的就是衣服上水泥凝固的多与寡。最有名的裤子可能要数“猫眼”（四排某的外号）的了，他浇灌水泥时穿的工作服，从来不洗，把裤子立到地上，不倒不歪，晒干后拿个棍子一敲，水泥脱落，裤子也就坍塌了下来，等到上班的时候再穿上就是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的衣服，都和“猫眼”相似，穿在身上粗糙地磨砺着肌肤。洗涤被水泥污染了的衣服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用刷子用劲地刷洗，看着差不多干净了，晒干以后，却发现一道道，一圈圈的碱渍隐隐再现。不过无所谓，穿到身上软乎，不磨皮肤就很好了。

旬阳那个地方天热的时候，蚊虫滋生蔓延得特别多。最令人害怕的是一种比蚊子要小很多，看起来就像一粒小小的烟尘飘过，这种黑色的小家伙叫“小咬”，躯体虽小，叮一下却比蚊子更厉害，起的包比蚊子咬的要大，奇痒无比，而且很难发现扑打，令人痛苦不已。第一年我们普遍的遭受着“小咬”的欺凌而无力自救。

第二年，我们在沙沟大桥工地施工，天一热，就脱去衣服，光着膀子干活，再热就干脆连裤子也脱了，穿个短裤，甚至三角内裤，反正工地上除了配合施工的个别工种外，几乎没有女的。我们这些少年不管不顾的干一会儿活，热了就举起工地的水管朝上从头到脚的冲一下，然后再干，然后再冲水。就这样，时间不长一个个都黑的跟从非洲回来的一样，皮肤黝黑而粗糙。这时候却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那些曾经肆虐于我们身体的蚊虫，好像丧失了他们的威力，我们个个练就了五毒不侵之身！蚊虫要么不叮咬，要么叮咬了我们也没有反应，区区蚊虫岂奈我何！

爱美之心，从来不因环境和时代而萎靡。当时也有一些追求时尚的“潮人”，除了男女生都喜欢的军装军帽以外，当时流行网球鞋。大家都以能有一双网球鞋为时尚标志。不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敢穿蓝色的，“白网”那是只有超前胆大，甚至不怕被说“流里流气”的人才敢穿的。当时有一本书里写到一个地主家的女人，既是反动的，又是“破鞋”，才穿了一双白色的鞋子，以魅惑别人，外号就叫“小白鞋”。所以当时敢穿白网鞋的男女们都是有一定风险的。虽如此，毕竟还是有人穿，虽然人少，但他们既是时尚的，又是勇敢的。

在当时最讲究的装束是大翻领，也就是翻领秋衣的外面再套翻领绒衣或秋衣。把颜色鲜艳的绒衣的拉链拉到里面秋衣领口的下面，刚好露出秋衣领口，里面的秋衣领子压住外面这一件的领子，则是最标准的装扮。当时穿两件翻领是正常的，也有三翻领甚至更多，不过那是一般人的经济实力所达不到的了。

下身讲究的是秋裤刚好在裤脚处露出一条边，或红或蓝或紫刚好落在脚面上。最好的是螺纹针织面料的，垂感十足，风头十足。所有这些都齐了，一位翩翩奢华的少年形象就完成啦。不过除了少数家庭条件较好，本人又刻意追求时髦的，大多数人都不能做到这样完美的标准。而且讲吃讲穿在当时是令人暗地里羡慕，表面上反感心悸的一种复杂现象。

我们出门不论到哪里都是“十一号”——迈开两条腿走。后来简易公路通车了，各种解放牌的运输车辆穿梭奔忙。一开始我们也很文雅地站在路边，看见有车路过，招手示意，希望哪个司机能发一回善心，捎上一程，略解步行劳顿之苦。可除了女学兵，男生是很难拦停汽车的。于是扒车就成了几乎所有男学兵必须拥有的技艺。简易公路的路况比较差，山路崎岖，车速快不起来。我们走在路上，一边走，一边留意身后是不是有车来。只要后面有车，我们立即做好准备，当汽车行到身边，我们立即随车跑动，伸出两手抓住汽车的后厢板，然后一脚蹬住车厢底的木梁，一蹁腿就上去啦。如果人多，我们就会几个人同时扒住后厢板，随车奔跑，如果司机加速，我们这时就几乎脚不沾地了，然后中间一个先翻上去，其他人再依次翻入。就这样一次扒车上四五个人，轻松完成。

后来，司机只要看到路边有学兵，就会提前加速，如果路况好，我们也会眼睁睁地看着车从身边绝尘而去，只能咒骂而已。但不管什么时候，汽车只要经过哪怕一个小弯，一个小坑，只要他敢哪怕是轻轻地点一下刹车，我们就会飞身而上。下车就简单了，司机肯定不会停车的，我们就提前到后面悬挂在车外，汽车只要有一点动静，稍微一慢，我们就会双脚着地，然后松开双手，随车奔跑几步后停下，稳稳地站住。

后来，我们也遇到了克星。听说铁一师的汽车兵是从抗美援越战场回来的，他们的技术好，胆子大，车开得飞快，对我们扒车而言就困难多了。但总还是会有扒上去的机会的，这时的困难就是如何下车了。司机疯狂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驶，车上的我们被甩的东倒西歪。可司机就是不停车，学兵也有更玩命的，脱下衣服就铺到挡风玻璃上，于是疯狂的汽车发出刺耳的声音紧急刹车了，这时候的学兵跳下车，就要拉司机下来。当然这时候的司机是不敢下来的，要想尽办法摆要脱学兵的纠缠，赶快离开，不然会挨打的。那时的学兵只要离开了连队，没有在连长指导员的视线里，那是谁都不怕的，就连这些当兵的也得让我们几分。

那时的我们，如同荒原的野草，稍不留神，就会野蛮的疯狂生长。青涩的岁月，自以为是地欲在辽阔天地间自由释放，渴望着成熟的炫彩。同时又希冀更多的阳光明媚，雨露滋润，在栉风沐雨中成长。

殇，指夭折或为国战死者。学兵，一群少男少女们尚未绽开芳蕾，就在畸重的体力劳动中透支了青春年华。——题记

刚到旬阳不久，可能由于水土不服，也可能由于刚一吃大锅灶，卫生状况不好，很多人都病了，痢疾在各连队流行开来。我连在驻地的沟对面支起了两个帐篷，作为连队的隔离地带，拉痢疾的同学都被集中到这里，多的时候有将近0人。他们可以吃病号饭，病号饭比连队其他人的伙食要好一些，杂粮也没有那么多，还可以吃一点手擀的面条。那时还没有压面机，全连同学不可能吃面条的。病号不用劳动，可以在那个狭小的范围里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打发无聊的时光。除了开饭时小值日过来打饭，其他人是不能越过作为隔离线的那条干沟的。我不知道当时别人怎样，但我当时也拉肚子了，但是却不敢到卫生员那里领取药品，因为如果去找药来吃，就会被隔离，就会被“照顾”起来。而我不愿意去感受那种失去自由，无所事事的痛苦，所以选择了掩饰自己的疾病。因为次数不频繁，也没有被人发现，过了大约一星期多的时间吧，我的拉肚子竟也好了。

按照部队的编制，每连都有一个卫生员的。王新广，比我们大几岁，我们都把他叫老王，是宝鸡中医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因为当时的特殊情况没有及时分配工作，不知是自己报名志愿的，还是有关部门统一安排的，他随着宝鸡的学兵来到了三线，任了我们连队的卫生员。那块隔离区域里，除了老王可以过去，别人都不能过去的，他每天定时过去给每个病号发药，督促吃药，进行检查。病号也是由老王认定后才过来的，病好的也由老王来断定是否病愈，是否可以撤出隔离，回到班里参加劳动的。据说，当时也有人冒充病号，可以吃病号餐，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不用劳动。老王干嘛吃的？他又不能跟着看你拉的是不是痢疾，病患的状况主要是靠自诉来断定的。

卫生员是没有看病的权力的，真正有了病还是要到营卫生所进行诊治的。所长姓吴，是唯一的一名医生——军医。不论有了什么病痛、伤残，都是由吴军医来治疗的，他是我们二营真正的“全科医生”。

到三线时间不久，由于住的帐篷是在汉江边沙沟河的沙滩上，非常潮湿，睡一晚上到早晨，被褥都湿湿的，一层水一层沙。后来搬到营房，也是新盖的干打垒土墙，地面墙面都是潮湿的。在这种环境下，我得了关节炎，每天腿疼，尤其是收工回来上山的时候，每一个台阶都要慢慢的努力，才能抬起双腿跨上去，觉得膝关节处有什么东西硌在哪里，一剜一剜的疼。也许注定我要去每天劳动吧，每到晚上我就会发烧，第二天早上就会轻一些，不再发烧（没有量过，自我感觉）了，所以在有病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很少请病假。但需要每天到营卫生所打青霉素消炎，吃的什么药不记得了，大约打了一个月左右的针，我的双臂和臀部打得都硬起了一个疙瘩，再注射的时候，就很麻烦也很痛苦，但不知什么时候，腿也渐渐的没那么痛了，逐渐地恢复了正常。这以后一直到一九七七年的秋天，我在宝鸡参加团市委的学习班的时候，又突然发作，就几乎又走不成路了，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才好了。

和我情况有些相近的有个学兵，叫郎学来。他只有14岁，因为辍学，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来三线的，也患上了关节炎，后来在到三线几个月后就提前退场了。我们估计他的提前退场，和他14岁的年龄有关，不然比他病情严重的也没有因此而离开。

在那个时候，即使三线生活艰苦，工作危险，但我们还是都不愿意提前退场，就好像作了逃兵似的。潘兆勇（已病故）的病情在当时是比较重的，在去三线以前，他就有关节炎，到那里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后，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潮湿的工作居住环境，他的病情就更严重了。腰开始有些佝偻，两腿松垮垮的，走路一摇一晃，腿脚有些跟不上节拍，隔不长一段时间就要到十几里外的团卫生队看一次病，开点药。就连连长批评他的时候，都要拿他的病来说事：“潘兆勇得的是骨结核，吃的是雷米封.....”如何如何。那时的我们，有了病痛，由于年轻能抗，没有人认真地把它当回事儿。

后来我又比较重地病了一回，说起来也有点自找苦吃。我们在三线时候有个最具铁兵特色的口号，叫“杀起来干”，是说干活的时候要像拼刺刀一样不要命地敢拼敢干。这句话又被称作“傻起来干”，形容像傻子一样，只知道干活而不求其他。平常在其他地方表扬一个年轻人干活好，说他“不惜力”，而我们在三线干活那是不惜命呀！

有句话叫抬大筐，在沙沟大桥的工地上，我们干了不久就嫌抬大筐太麻烦了，而且效率低下，于是把装了砂石的大筐由两人抬起后，放到肩上，一个人踉踉跄跄地扛到混凝土搅拌机的平台上。在工地上用风枪（风钻）打炮眼的时候，不少人为了加快速度，关掉水管，打干钻，得了尘肺病，留下后遗症而不自知。有一阵，我们给护坡运送石料，那石料轻的也有一二百斤，一开始我们都老老实实地两人一根木杠抬石料，后来就每人都扛了起来。后面来的，帮前面一位把石头抬起，扶到肩上，帮衬着站起来，这样就可以走了，到地方扔下即可。有一次，我到了石料前，却没有后面的人过来，因为觉得等不及了，于是我蹲下身子，把石料滚着立起来，然后趴下身子，用肩头对准石头，慢慢地把石料扶上肩膀头，用足了力气猛的一下站了起来，当时觉得胸口一阵刺痛，身子摇晃了一下，勉强撑住，急急忙忙地坚持到了砌护坡的工地，扔下石头，疼痛却没有减轻。

从那一天开始，我的胸疼就没有停过，没有办法，几天后就开始去营卫生所看病，每天打青霉素（那时青霉素好像是万能的）。在打了十几天后，并未见减轻，反而有一回竟然晕针了，陪我去打针的刘惠全当时就和吴军医吵了起来，直接说他把病越看越重了。吴军医哪能背这个锅，不但吵得不可开交，过后还反映到了连队，我因此还受到了批评。但很快吴军医就给我开了证明，怀疑可能是得了胸膜炎，让我到团卫生队住院治疗去了。在卫生队住院期间，经过胸透拍片，医生也没有诊断出是怎么回事，但每天打针吃药的休息着，疼痛却一天天在减轻，到第十天的时候，由于我虽没能确诊，却也不再胸痛，于是就出院了。但从那以后的十几年里，都时常会有胸闷气短，胸疼的状况出现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

在三线的那个环境里，我的境遇不过是二万五千多学兵的一个缩影。那时大家都在拼命，都在“杀起来干”，年轻，不知惜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对于我们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三线建设者的真实写照。

我们这些囫囵着回来的要算幸运的了，我不知具体有多少学兵和铁兵、民兵永远的留在了那秦巴山脉，伴听着汉江悲怆凄美的呜咽。还有不少的人肢体伤残，留下了形形色色的后遗症。我连二排副因尘肺病，三线建设回来工作了几年后，又手术切除了一半的肺叶。还有人三线期间得的病，回来后还逐渐地加重了病情。

最可怜的是那些和男学兵一样玩命干的女学兵，由于特殊的生理因素，她们承受了更多的痛苦和磨难。在潮湿肮脏恶劣的工作环境里，累了，在工地上泥里水里的坐一会儿；脏了，河沟里就是天然的盥洗室。冬天，冰彻骨髓的河水，“考验”着一个个年轻、火热，同时也是幼稚，不知爱惜身体的少女的身心。她们在如花的季节里，无知无畏地透支了青春的芳华，很多人落下了终身的病痛和遗憾。还有更多的人隐忍着各种伤痛，默默地承受着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和痛苦。二连有个钢筋班，由于工作突出，曾经荣立集体三等功。在有一次和我连一起浇灌沙沟大桥桥墩混凝土的时候，铁塔上高高悬挂着的漏斗突然掉了下来，一片惊呼声中突然响起一声惨叫，掉下的漏斗端端地砸在了侯凤仙的脚踝处，她下意识地抬起腿，却见一只脚无力地垂了下来。是谁把她背下来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那一声惨叫，那无力垂下的脚，却永远定格在那漆黑的夜晚，几盏昏黄的灯光下和搅拌机的轰隆声中。虽经过治疗，她受伤的脚踝骨被接上了，但却给侯凤仙留下了终身的残疾，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也不能行动自如，更无法医治几十年来心灵深处的创伤。

我的同学们一起去三线的二十八人，却已经有八人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三线学兵，在同龄人中形成了一个短寿者最多的群体。

青春，对于这一群人，短促而过早地逝去。在那个幼稚的年龄，稚嫩的身躯，就担负了本不应该由这个年龄承担的重任。

在三线的时候，对于危险，大家已经能安然面对，泰然处之了，虽然“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到三线的第二天就有女子八连的常宝珠从山坡滚落而亡，这是去三线后最早殉难的宝鸡学兵。修铁路要凿隧道架桥梁，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很多人都有过不同的危险遭遇。没有遇到过险情的不说是凤毛麟角，也是少之又少的。

团部仓库要拓建一个料场，我连一排接受了这个任务。仓库在山沟的一个略宽敞的空地，沙沟小溪静静地流淌，在这里转个弯流向沟口，经过我们施工的沙沟大桥工地，流入汉江。在小河对面的崖壁下，一个料场正在拓展中。这天上午十点多，连长检查工作来到了这个工地。一排的三十多名同学们正在“杀起来干”，却有一种不详的感觉随着崖边上跌落的石块时砸在心头。那崖壁约三四十米，直溜溜的乱石粗砺，不时有沙石扑簌簌地掉下来。连长来了，排长像见到了救星，马上向连长汇报并建议提前收工。同学们竖起耳朵，眼巴巴地盼着连长说“撤”，连长看了一下表，时间还早，没有立即表态。抬头看了看悬崖，蹲下身子看着大家继续劳动。过了一会儿，有一块较大点的石头又落了下来，离连长蹲着的位置不远，把连长吓了一跳，立马站了起来。一排长见机又再次和连长说：“回吧”。连长看看崖壁，再看看不远处的石头，犹豫了一下答应了。一排的同学高高兴兴地一溜烟回去了，一路上兴高采烈——提前了半个多小时就收工了。

中午，还不到下午上班时间，就接到电话通知，那里塌方了，上午干活的地方全部被掩埋了。时也运也命也，一排同学感到幸运，全连同学感到幸运，连长更是感到幸运，不过我觉得他应该更感到后怕！为此，连长“在面对塌方危险的时候，当机立断，处理得当，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了三十多条生命”，受到了团营的表扬，荣立三等功。

其实在三线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危险时刻在我们身边，如影随形，稍有大意都可能酿成事故。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哪里哪里塌方冒顶出事故了，听多了，也就疲了，不在乎了，还有人会学着老兵的模样说：“该死的球朝上”。说着眼眉往上一挑，嘴角向下一撇，好似满脸的不屑，一身的满不在乎。那时的我们往往对近在眼前的危险视而不见，习以为常了。

我连理发员容平夫（已故）到沙沟大桥工地去劳动，正在施工的桥墩上突然掉落下一根“拔撸”（一种形状像问号的一米左右长，拇指粗的钢制工具），端端正正地落在了容平夫的头上，砸烂了安全帽，头上开了一个大口子。还好，各层脚手架减缓了落下的力量，不然就酿成大祸了。刘诗风从脚手架上一个趔趄掉下，双手却抱住了一根横杆，他人吊在杉木杆上，摇摇摆摆，把在现场的我们惊出一声冷汗。在开挖桥基时挖掘机硕大的挖斗贴着刘伟头顶呼啸而过；有人在浇筑混凝土时，差点被绳索打到钢筋林立的的模板中，被混凝土掩埋。有人要冒着危险去排除哑炮，有人在隧道塌方时要架起支撑木；有的在扒渣时随石渣从漏斗掉入斗车，还有人因斗车溜车差点翻入汉江......

两年的时间倏忽而过，沙沟隧道已经贯通，沙沟大桥的桥墩高耸挺拔，像一座座纪念碑屹立于蓝天白云汉水间。工地上没有了往日的喧嚣，西安的学兵已经回到了阔别的家乡，我们在工地做着收尾阶段的工作。我和刘伟、马三、张亚绪四人去拔掉桥墩上固定模型板的钢筋。桥墩上模型板已经拆除干净，却留下了固定模型板的钢筋在那里，我们的任务就是拔下这些钢筋。我坐在特制的上下三圈钢筋焊接起的吊篮里，完成了任务后，卷扬机往下放，同伴们一时疏忽，没有及时放开底部的绳索，头顶的钢缆放下，脚底的绳索拉紧，吊篮立刻就来了个底朝天，我已经形成头朝下的状况，卷扬机继续下降，我抓紧吊篮的边缘叫了起来，好在开卷扬机的铁兵发现了情况，立即停止下降，并改成上升，到吊篮成为正常状态时停了下来。我虽被惊吓到了，却是有惊无险，平安躲过一劫。

在一号桥台上，我们班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我直起腰想跨过一根杉木杆过那一边去，没想到却踩在那根横着的木杆上，木杆一滚，我也身子一歪，失去平衡，立即贴着桥墩的边缘掉了下去，我下意识的伸出手想抓住一切可能抓住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有抓住，瞬间跌落到有六七米深的桥台基础的悬崖边上，只听见“嘭”的一声，额头撞在了一块石头上。同时感到有人跳了下来，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其实我晕过去的时间并不长，当我醒过来的时候，班长白长林正背着我往营卫生所跑呢。至于这期间是谁把我背上来，还有谁背过我，就一概都不知道了。到了卫生所，检查了一下，并没有什么大碍，前额可能是人体最坚固的地方了，抹点红药水，好像连纱布也没有包扎一下，被刘伟等同学扶着我回到连队后，休息了几天。不过，我双手的手指却在坠落时由于抓在桥墩的水泥壁上受了伤，最后掉了三个指甲。回忆往事，我也觉得自己命大。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好运气的。

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

曹建国刚休了两天的病假，勤快地清洗了衣物，甚至把床单也洗了。收拾好后，提前一天就去上班了，反正在连里闲着也没有什么事情。他所在的十一班是一个木工班，原来是配合军工、铁兵安装模型板的，现在大桥的桥墩已经建成了，就等着架梁了。木工班的任务也改成拆模板了。

太阳懒洋洋地升起，时而透过薄薄的云层，带着浅浅的晕，无精打采地照在曾经轰鸣热闹的工地上。曹建国们在六号桥墩上，用拔撸拔掉长钉，撬起扒钉，然后用拔撸伸进模板缝隙中用力一撬，模板就掉到几十米深的桥墩下的沟底了——模板外的护栏已经坏了，有的甚至翻到下面去了。上午十点多钟，已经拆掉好几块了。又一块模板要倒下了，鬼使神差般地，曹建国却伸手扶了一把，也许是不想让它倒下，也许是不想把好端端的木板摔烂，也许就是下意识，根本就没有想什么，但这一扶却成了千古之恨，那四五米高的模板依轰然倒了，直直地掉了下去，曹建国也随着摔了下去，重重地砸在了沙滩上。

离六号桥墩最近的十四班同学们，最快地赶到并把他背到了营卫生所，他并没有外伤，却已经回天无力了。卫生所门外的我们，人声鼎沸，愿意为他输血，愿意做一切事情。但这一切都不需要了。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曾经为之流血流汗也流过泪的地方。等待他的是那个无尽黑暗的角落里的永恒。

在那个桥隧占了整个工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艰巨工程上，死神并不那么陌生。按规定，工地上死了人，是要立即入殓的。团部的露天仓库离我们不远，除了工地需要的钢材木料而外，最醒目刺眼的就是很多上了黑漆的，和还没有上漆的棺材，杂乱的摆放在仓库一隅。我们时常要经过这里，看到那些刺眼的棺木时，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们的同学、战友也会用到这么一个木匣！

棺材很快就拉到了，正在哭泣的同学们愤怒了，不知是谁带的头，把曹建国的遗体连同担架一起抬了起来，就上了学兵十连的驻地，放到四排外面的一个席棚里。

那天下午，团里派了一个科长来做大家的工作。曹建国是我们学校的同学，科长和连首长们自然把我们学校的二十几名同学作为了工作对象。我们也提了几条建议：给曹建国记功；追认烈士；给穿一身新军装，那是所有学兵都希望拥有的；开追悼会；棺木缝隙太大，要修理等等。

那天晚上，我们学校的同学都去连部开会了，我独自守着曹建国的遗体。担架就放在那口薄木棺材上，白色的床单上压了一块瓦片，惨白的月光下，偶尔的微风吹过，床单微微的拂动，周边的一切都沉寂在死亡的哀伤中。那个晚上，首长们的态度从没有那么好过，我半夜时分去的时候，发烟倒水，客气谦和，细声细气地跟我说好话。其实团里的态度是明确的：不可能追认烈士，不够立功条件，也不能穿军装，因为我们不是军人。其它都可以商量，不过剩下的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有实质意义的事情了。

第二天早上，王金声给我说，遗体实际上也放不住了，他因为是内出血，腹部已经都鼓起来了。接着曹建国的遗体入殓，被大家簇拥着抬下连队驻地，抬往坟场，在大家的哭泣声中下葬了。后来三排用水泥做了一个碑，立在了他的坟前。那个坟场，是三线建设牺牲者众多坟场的一个。它占据了几乎一座山头，大小不一的坟茔，形状各异的墓碑，记载着学兵、铁兵、民兵们的奋斗和牺牲！

曹建国的哥哥来了，估计家里老人已经无法承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女子七连的我们七位同学，从几十里外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追悼会上，一个大大的花圈，中间一朵大花代表曹建国，周围三十四朵小花代表着我们来三线的三十四名同学，寄托着我们的哀思，祭奠着我们的同学曹建国，也祭奠着我们的青春不在。

今年七月就是西安学兵赴三线整五十年的日子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时光流逝如白驹过隙。当年的少男少女们早已白发苍苍，很多事情已然忘记，却独独忘不了那段艰苦岁月，忘不了那险峻的秦巴山脉，忘不了碧绿的汉江蜀河。聊起天来，“杀起来干”的呼喊声还在耳畔回响着，那“突突“的风枪声，暴雨洪水中抢运物资建材的紧张场面，面对塌方、战友掩埋的抢险时刻，看着同学牺牲在眼前的无助时候……那一切都好像就在眼前！

而我的一只拙笔，却只是更多地描述了生活中的点滴场景。我不是小说家，不会虚构和编撰故事，我只想通过“我”的三线经历来展现那艰苦岁月中的生活一角。

几十年来，每每有人去那个鏖战过的地方，瞻仰自己建成的桥梁隧道，看望永远留在那里的战友，抚摸一下铮亮的铁轨，听一声老乡“当年的学兵娃子回来了”，那是怎样的复杂感受！

去了来了，来了又再去。安康、旬阳……襄渝铁路陕西段，年年学兵情，几十年络绎不绝。“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那里早已成为二万五千八百名学兵共同的乡愁，今世难忘的永远的乡愁！（完）

责任编辑：杨建华

发稿编辑：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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